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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韬略》作者:徐兆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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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捷径:曲直论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很难直达目标,一步登天。个人或集团,在其奋斗的过程中,往往历尽艰险,最后或有所成。他们始终向着既定目标,坚定不移地一直走到底,然而在实际行动中,则采用迂曲路线。三国时代,各大集团大都有着同一的最高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形成了强大的阻力,使双方均无法轻易越过,于是,直接的、正面的抗衡,就常常转化为间接的、侧面的、迂回的斗争。曲直韬略在军事、政治、外交领域内也就应运而生,并且其内蕴被不断开拓、充实,成为斗争中的重要工具。


曲直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发展主要侧重在四个方面:一是继承发展古已有之的以迂为直思想,在实践斗争中,变换手法。多样化的战略战术,是这个时代对以迂为直思想的贡献。二是屈伸自如,灵活应变。三是以直为主,以曲为辅。四是曲直互用,晦隐莫测。与以往不同的是,曲直的含义在三国时代有了多层次的内蕴,曲指迂回,曲折,收缩,侧面,谦退,隐晦。直指直达,平易,拓展,正面,突进,公开。我们也正是在上述义项的界定内,讨论三国时期的曲直韬略。


以迂为直的韬略思想,为人们所习知,而在韬略实践中,由于韬略家的高超手法,以致常人难以识破。以迂为直的实质,是为达到直接目的,而走间接路线。由于间接路线的隐蔽性,曲折性,故在实施过程中,能避开对象的视野,使对象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受到打击,因而受到严重的损失。这种损失在开始阶段是不知不觉的,到有所觉察时,失败与危亡的局势将无法挽回。


以迂为直的思想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老子《道德经》中讲到:“将欲歙 (收缩)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换言之,希望达到直接目的,而采用间接手法,间接的、曲折的现象如何与直接的本质相联系,既能检验人们的认识水平,同时反过来又可以为目的而设置常人难以辨认的假象。这两个方面,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均有独到的体察和实验。为了推翻腐朽的东汉王朝,张角花了十年之力,先从思想影响入手,组织民众,而不是立即倡导暴动,走的是一条十分巧妙的以迂为直路线。东汉朝廷大赦党人,调动统治阶级内部的重要力量,同样是走间接路线。改刺史为州牧,表面上是制度的改变,其实是权力割让。刘备示人以仁信,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民众拥护自己。曹操不称帝,是为了子孙的帝王基业更加牢固。此外,诸如曹操处置祢衡,邓芝出使东吴,刘备、孙权在中原以外创建霸王基业,魏、蜀、吴三国对待少数民族的方针,诸葛亮北伐,司马懿保持沉默……都不能以表面现象为实质。识者洞若观火,早作设备;愚者就事论事,缺乏远见。间接多路线使对象不清楚敌方的真实意图。三国时期以迂为直的大量韬略实践成功地打破了施谋客体内在的平衡与稳定,达到预定的目的,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是以往任何时代难以比拟的。


曲直韬略在三国时代的一个新发展就是突出曲的作用,收放由心,屈伸自如,灵活机动,善于应变。当然,曲是为了直,屈是为了伸。曹操在政治上常处曲势,对汉献帝的外表尊祟只表明时机未到,以屈求伸。刘备在个人势力弱小之时,四处投奔,委屈求全。此外,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等人,均是善用曲术的高手。


三国毕竟是一个激烈动荡的社会,开辟前途,发展霸业离不开强大的实力,离不开武力的对抗,这就使得曲直韬略中曲与直的地位轻重有了明显的区分。以直为主,以曲为辅是当时使用曲直韬略的总体特征。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曲直互用,难辨真伪,晦隐莫测,扑朔迷离。如贾诩对董卓部将的指点,对曹操立储的点拨。曹操对西部军阀的态度,荀彧对曹操的辅助,枣只、任峻的屯田之策,杜畿对河东的对策,赵俨对韩、马旧部的处置,司马昭对邓艾、钟会的使用……其中都有着常人难以觉察的深刻目的。当然。内中秘密为达者所识,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一种结局是前功尽弃,一种结局是身败名裂。


时代风云的诡谲多变,使得个人与集团的目的无法直接实现。而曲直韬略的频繁应用,也使得情况复杂严峻,动辄有咎。整个三国时代,是战乱、裂变的天下,但又无不趋向一种从局部到整体,从地区到全国的兼并、统一。这是时代和社会发展中曲与直的变化。三国时代中曲直韬略的成功运用,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事物运动的辩证法向人们启示着一种客观世界的真理,人们一旦认识和掌握了这一真理,并运用于实践,就会总结出一种新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打破了以往平铺直叙的模式,换来了实际行动中的成功。


烧向冰川的天火:分合论


动乱的年代,各种势力起伏消长,错综复杂,分化组合,日新月异。韬略家们运用分合原理,改变形势,改造社会,在大量的实践活动中,丰富了分合思想,并进而提炼、总结出不少具体的法则。


所谓分,即分解、分散、分化、瓦解、分裂、分离、切割、分割……实质上,是改变对手的实力、威力、结合力、凝聚力,达到削弱力量、瓦解人心、消磨意志、涣散精神的作用,取得改变性能与状态,兵不血刃,不战而胜的最终目的。


三国韬略家们在运用分合原理时,更多地偏重于分的韬略,因为分是将整体分解为部分,这同三国时代竞争激烈,你死我活的特点密切有关。


运用分的韬略,可从实施客体角度,分为三种类型:


一、对待少数民族势力。三国时代的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表现得比较突出。曹操集团的主要对手是匈奴与鲜卑,采用的主要办法是以夷制夷、分裂切割、亲而离之,众而分之。


公元216年,曹操借机扣留南单于呼厨泉,将南匈奴分为五部,每部设立一名统帅,并派汉人作司马,加以监督。五部分立,互不统属,分而治之,以弱其势,有效地遇制了南匈奴不断壮大的势力。


曹丕执政初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十分强盛,经常进犯边境,曹魏政权派遣田豫出任护乌丸校尉一职,牵招、解儁同时任护鲜卑校尉。当时鲜卑族有几十个部落,田豫设计离间,以挫败、控制、兼并等手法使各个部落互相攻击,成为仇敌,从而减弱了来自北部少数民族的压力。


公元277年,卫瓘用亲而离之的韬略,破坏鲜卑各部的联盟,使日渐强大的鲜卑力量一蹶不振,减轻了对中原王朝的威胁。


刘备死后的蜀汉政权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南征中,杀掉叛乱的首恶,而不问胁从,采用攻心之法,分化敌人的意志。最后稳定南中,北上与曹魏争锋。


东吴对山越采用分化瓦解的韬略,既平定了叛乱,又征集了兵员,增强了实力,可谓一举两得。


二、对待敌对势力。三国时代的图强争霸充满了腥风血雨,为了有效打击敌手,必然要运用分的韬略以削弱对方,这使得分的韬略得到广泛的使用和长足的发展。


朱儁以围师必阙手法,分散被围的黄巾军斗志,将其击破。王允敏锐地捕获信息,利用董卓属将吕布的不满情绪,实施分化瓦解之术,使吕布杀死董卓,为东汉朝廷除去一大祸害。吕布以步骑不足四千的兵力,承受袁术数万大军的进击,吕布采纳陈珪之计,对袁术联军实行分离切割之术,致使韩暹、杨奉部下同时倒戈,袁术大将张勋败逃,所率大军几乎全部覆灭。曹操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攻灭袁谭、袁尚。郑浑、夏侯渊采用以敌制敌之策,斩杀马超部将梁云。羊祜死后,杜预对吴国君臣实施离间计,因利间斗,使其自相矛盾,以便取乱侮亡。


三、对待异己势力。由于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异己力量不得不让其存在下去,但这种存在不是永久性的,一旦机会成熟,必定彻底铲除。如何利用异己势力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同时又能加以控制,必要时加以消灭,就成为各个集团颇费心力的问题。对于异己势力,原则上,韬略家们仍然采用分的稻略。


曹操对于异己力量的态度有两种:一是保留,因为这样做,利大于弊;二是铲除,因为任其发展,尾大不掉,终将形成危害自己的阻力。如攻克雍丘,张超自杀,翦除袁绍的同盟。孙权为了对付曹操,将荆州借给刘备,为敌树敌。尽管有人提出刘备今后必将为患,宜及早拔除,但孙权迫于当时形势,不敢轻举妄动,反而扶助刘备,保留异己力量的存在。


当一派实力还不够强大,需要更多的力量予以支持时,决策者则采用合的韬略。


所谓合,是指联合、组合、合并、合力,将部分组合为整体,使分散调整为集中,使离散转化为聚合,使弱小改变为强大。在三国时代,分多合少,即便为合,也是一种被迫的、不平等的,付出巨大代价的。被合者往往失去未合之前的权力、地位,没有生命保障,没有自主权。三国时代的合,是一种形势使然,决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的,这对于主动与被动的双方,均是如此。


袁绍计夺冀州之时,采用的是远交近攻之术,这是一种合的韬略。袁绍联合公孙瓒,让他攻打冀州,对韩馥造成正面压力,然后率军压向冀州,使韩馥走投无路,同时派出说客进行游说,终于迫使韩馥拱手让出冀州,但袁绍并不因此感谢公孙瓒,而将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对准了公孙瓒。与公孙瓒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一旦达到目的,便兵戎相向。后来,公孙瓒与袁绍打得难解难分时,以和亲方式,敌为友,不过这种合是十分短暂的,最后,公孙瓒是在袁绍强大的攻势下死去的。


曹操精通合的韬略。张绣曾攻杀曹操爱子、猛将,陈琳曾作檄文痛骂曹操,许攸为袁绍谋臣,逃归曹操,张鲁为一方诸侯投降曹操,刘备为天下英雄,受屈时投靠曹操……曹操均能克制私忿,一概接纳,封以高官,许以重禄。这不是曹操的宽宏大量,而是曹操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所使然。一旦阴谋得逞,曹操就会原形毕露,赶尽杀绝,手段残忍,毫不留情。


远交近攻、扩大同盟、化敌为友、网罗人才、与众相得、招降纳叛、笼络人心、裂土分疆……都是合的韬略所演化的具体原则,这些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极广泛的运用,从而使得三国形势强弱时易,复杂多变,难以预料。


分化瓦解,合纵连横,是早在三国时代以前即被运用的韬略。分合即捭阖, “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道之大化。”(《鬼谷子·捭阖第一》)纵横捭阖原为先秦时代纵横家韬略心法,且多用于外交,而三国时代,分合韬略的适用范围则无所不至。


对于分合韬略的经典性论述,除了《鬼谷子》一书比较集中以外,接下来就数《孙子兵法》了。孙子强调“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篇》)其意是用兵作战要靠诡诈来取得胜利和成功,要根据有没有利益,或利益大小而采取行动。要运用兵力的分散和集中营造种种变化。孙子在《虚实篇》中讲到,要使我方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只有这样,以十击一,以众击寡,才能稳操胜券,战而必胜。这是敌我势均力敌的状态下,战胜敌人的有力措施。


三国时代成功的韬略家们都紧紧把握分合韬略的内在辩证关系,这种内在辩证关系表现为分合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面对黄巾军强大的攻势,东汉朝廷的有识之士建议解除党锢,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镇压黄巾起义。事实上,东汉统治层内部由分到合的转变,是农民起义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这一转变,使得整个统治阶级暂时将目标对准起义军,利用其文韬武略方面的优势,最后剿灭了这场大起义。


在三国时代的各大集团中,曹操集团是运用分合韬略最成功的一个集团,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就是同最具潜在的、传统的、无形的、巨大的皇权势力联合的高明韬略,这使曹操在扫荡群雄,兼并北部中国各大势力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有力作用。相反,袁绍则对皇权势力采用分离的韬略,这种表面受益,实际受害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带来了发展不利的因素。


孙刘之合,有曹操赤壁之败,形势鼎足之分。孙刘之分。有蜀汉猇亭之败,刘备白帝之哀。吴蜀再合,有诸葛亮南中之征,北伐之举。曹魏南下攻掠,受制于这种联合;东吴江山之固,得益于这种联合。


三国时代,分与合的决策,演化成和与战、强与弱的结局,其中的得失利弊,令人深思。


地狱之门就在脚下:进退论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之际,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东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衍。与进的根据—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


第二,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曹操赢得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统领数千人马逃奔公孙康。公孙康担心曹操攻击辽东,怕自己难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来曹操征服乌丸,逼近辽东。有人建议急攻辽东,以便铲除隐患,而曹操以退为进,使公孙康杀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韬略原理,利用征服乌桓的神威和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将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发挥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对公孙康的压力,以增加、突出袁氏兄弟久居辽东,鹊巢鸩占的矛盾,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如果遇到必须要退的情况,韬略家们并不简单地作出退却的决定,而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主动退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率兵相拒,诸葛亮因粮草短缺,主动退兵。其二是以进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北征,派遣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让亲信韩扁带着信件送给孙权,建议退兵。韩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诸葛瑾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急催陆逊退兵,而陆逊则不动如山,安闲如常,认为受命防守战略要地,不能示退,装出进军姿势,然后退兵,表现了高度的韬略素养。


第三,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诸如声东击西、先纵后擒、欲战姑和、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流星锤……都是以突然的定势中断,改变进退,取得奇效的。|Qī|shū|ωǎng|


第四,将进退韬略运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进退韬略的使用价值。


第五,将进退韬略纳入总体目标的轨道,赋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总体意义。进与退的决策,不再被视为孤立的一项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体中的个体。曹操西进,攻击董卓的倡议,政治上收“兵以义动”、“以顺诛逆”的美名;军事上,“全制其险”,“示天下形势”,占据主动地位;外交上,联络关东联军;经济上,一决而胜,减少军事费用。只因各派势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刘备西进,政治上打着恢复汉王室的旗号,军事上能占据一方基地。孙权、周瑜的全据长江计划,西进荆、益方案,亦为全局中之关键性一步。至于退的情况,从前述的史实,自可见其总体上的意义了。


三国时代,那些未能遵循进退韬略的原理,妄进盲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例子也是大量的。决定进或退,是走向成败的关键。进有进的轨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进退到轨道与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决策主体的控制了。这些轨道与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人们很难加以扭转,因此,高明的韬略家之所以动静得宜,进退自如,就在于对这些轨道与航程的了如指掌。贾诩建议张绣进退,与曹操周旋,前败后胜,张绣困惑,经贾诩指点,才豁然明白。诸葛亮隆中路线经关羽失荆州的挫折,蜀汉的国运,终不能昌盛。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进退韬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制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何进、董卓、吕布、袁绍、公孙瓒、刘璋、刘表、袁术、李傕、郭汜、袁谭、袁尚、袁熙、公孙康、曹爽、孟达、诸葛恪、孙皓等许许多多将帅君臣,或因军事识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面的缺陷、短视,进退失措,折戟沉舟,身败名裂,遗笑万年。相反,那些伟大的韬略家,识力超群,目光如炬,—进一退,往往与整个时代形势、社会趋向相结合,所以,由弱而强,由寡而众,由小而大,步步发展,一路辉煌。他们在进退之际,能绕过误区,避开盲点,将地狱之门留给对手,将熊熊烈焰烧向敌方。


生死存亡的分水岭:利害论


东汉王朝失去对于全国的有效控制之后,群雄竞起,逐鹿中原,最后归结为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鼎足而立,长期对峙。三国的决策者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如何趋利避害,壮大自己,削弱对方,夺取胜利,成了智囊们密切关心的问题。


可以说,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利害二字进行。“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吴子兵法·图国第一》)无利不谋,一切权谋活动,实质上都是谋取利益的活动。文韬武略,是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生死存亡、成败祸福等重大利害关系上,韬略的巨大价值便被凸现出来,严峻的政治、军事、外交斗 争转化、上升为韬略水准高下、韬略人才多寡、韬略艺术优劣的斗争。而韬略家们的一切努力,也始终不离利害问题。他们对利害问题的认识、运用以及为利害转化所作出的种种方案,经过握有实权的各派人物采纳之后。对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纷纭复杂的三国时代,能够高瞻远瞩、洞若观火、认识利害、权衡利弊,对于本集团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孙子兵法》讲:“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通于……利者,知用兵矣。”(《九变篇》)


利有大小之分.害有轻重之别。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与一般人相比,他们更多地注重于集团利益、潜在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而后者则关心个人利益、现实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敌对的集团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避免任何损失,就加大韬略对抗的力度与强度,将力的拼搏转化为智的较量,因为智的较量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益的损耗和患害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得到各大集团统治者的赏识和器重。这一特点,同时也使三国的形势变得奇谲险恶,变幻莫测。


在认识利害的层面,三国韬略家们大都具备卓越的目光。


早在东汉朝廷派遣张温统帅大军西征时,孙坚即已发现董卓的桀傲不驯,违抗皇命,建议立即诛杀,以免养虎遗患。张温缺乏见识,优柔寡断,迁就董卓,不予处理。这是公元185年发生的事。结果到了公元191年,董卓早已大权在握,以张温与袁术秘密联合为借口,将张温在闹市中用乱棒打死。张温不识害,故有祸 患。


公元219年,魏讽阴谋袭击邺城,但因组织不严密,未充分认识到事态的困难程度,结果被同伙告密,而遭诛灭。蜀大将军费祎遇刺,吴诸葛恪回师被杀,姜维轻动兵革,急功近利等等,均疏于防范,而防范的目的正在于防害、防祸。举三国韬略凡衷倩外露、轻信别人、结怨树敌、功高震主、得意忘形、自以为是……都容易造成祸害,带来灾难,费祎遇刺之前,张嶷写信指出问题,劝戒他加强戒备,费祎不听,祸殃及身。诸葛恪危难关头不听腾胤之谏,轻敌无识,成了孙峻的刀下之鬼。姜维出征不止,谯周作《仇国论》加以讥刺讽谏。只是智囊的意见未被主事者采纳,以致灾难立至,身败名裂。


相反,主事者与韬略之士的认识一致,就能趋利避害,前途光明。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屯田以积军粮,均是采纳谋士之计,夺得了大利,取得了主动。诸葛亮劝刘备注重荆州、益州之地,为蜀国奠下了大基。孙权防患于未然,及时平定东南暴动……都因深知其利,而受其益。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指陈祸福,权衡利弊,往往作为三国韬略家的重大使命。因为这在实质是保证决策的最优效益。决策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寻找决策机会,二是发现可行方案,三是选择最优方案。选优是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韬略家们以其深邃的见解,从利害的两极比较出发,打动决策者,使决策者根据趋利原则行动,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公元227年,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王朗以“民充兵强,戎寇宾服”为理由,劝谏魏明帝不要在民众贫困之际进行,以免出现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与魏明帝相反,吴主于公元247年修缮建业宫时,能注意到百姓疾苦,采用拆运武昌宫砖瓦木材的作法,不加重民众负担。视民利弊,加以决策。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伐董卓,为了增加自己的威严,实施严刑重罚,常林以为和是胜利的保障,不讲恩德,亡将立至,何有大功,正是这种利害相较,使得王匡改弦更张,有所收敛。牵招奉命出使乌丸,以利害大义晓喻峭王,争取他在曹操征讨袁谭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经常运用利害关系,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和胜利。他们依据利益原则,采用以利相诱韬略,使敌人落入圈套,加以打击。孙策以卑辞重礼说动称雄于江淮之间的庐江太守刘勋率兵攻打上缭,以上缭富庶相诱,引虎离山。刘晔识破孙策之谋,力阻刘勋。只因刘勋利欲熏心,执迷不悟,终于使孙策得逞,迫使刘勋败奔曹操。吴将孙布、周鲂前后以诈降败魏王凌、曹休。曹操、傅于、张既、贾逵等均曾以利诱利,因利制权,取得成功、达到目的。诸葛恪采用诱之以利、慑之以害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齐王拒迁问题……都充分体现、灵活运用孙子“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孙子兵法·虚实篇》)的韧略精神。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动等古训,已成为三国时代韬略家行动的共识。吴出兵合肥,挠魏不止。满宠择利而动,谋拒吴兵。吴视利而动,攻晋夏口。杜预因利间斗,分裂吴国君臣团结。王肃、王基、薛综采取军事行动的依据是兵以利动。利益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三国韬略的复杂性。对利益目标的追求,形成了三国韬略运用的广泛性。三国集团之间,集团内部的关系经常变化,或好或坏,或战或和,或敌或友,但制约的力量始终是利益关系、利害关系。这种情形,直如西方世界所阐述的真理: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何以患为利,转祸为福,成了衡量韬略家的水平高下的一大标志。《孙子兵法》上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则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篇》)这是说,明智的将帅谋士考虑问题,必同时兼顾到利益与危害两个方面。充分考虑到有利条件,事业就可得到发展;充分考虑到有害因素,祸患就可以消除。因此,要以危害来使敌国屈服,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要以诸事来使敌国繁劳,使其不得安宁;要以利益来引诱敌国,使其奔走不息。灵活运用利害关系,积极改变利害关系,就成了三国韬略家们殚思竭虑、想方设法的攻关课题。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曹军兵力相对薄弱,士卒疲惫,后方暴露,根基不稳,在袁绍大军压境面前,处境困难,准备退兵。苟彧等谋士在关键时刻,指陈祸福,力主对抗,建议出奇制胜,转患为利。曹操采纳智囊们的见解,加强正面防守,乘隙而进,火烧乌巢屯粮,打乱袁军阵脚,使其军心动摇。然后曹操乘势而动,发起全线反击,击败袁军。此外,杜袭劝阻曹操征讨许攸,认为曹操击许攸是“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本末倒置,“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动,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三国志·杜袭传》),使曹操回心转意,采用以德报怨之策,厚抚许他,化害为利。公元278年,北方发生水灾。杜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化险为夷,转祸为福。三国韬略家们的聪明才智不仅表现在对敌斗争,也充分表现在与天、与大自然搏斗中。


认识利害,运用利害,逆转利害,是三国韬略实践的三个层次,也是三国韬略理论上的三种努力,三国时代的个人与集团、三国时代曹、刘、孙三大对抗政权的兴衰盛败,无一不与韬略实践的三大层次息息相关,无一不与韬略理论的三大努力紧密相连。


踏雪无痕:深浅论


韬略的酝酿、制定、实施、完成,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以深密为运行的法则,这是三国韬略家们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得出的共识。


早在战国时代,就有过“事以密成,语以泄败”(《韩非子·说难》)、“谋泄者,事无功。”(《战国策·齐策三》)的规箴,但三国时代的智囊谋士,则将古人的警语编织到深浅韬略的理论框架之中。


从这一理论框架的纵向而言,有两条思维射线:逆行为深根,顺走为深远,要求韬略的标杆立在深思熟虑、深谋远虑的品极上。


逆向思维要求将思维定势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关注已经过去的年代中的事,使韬略的设计能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属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格局,战争与动乱,对农业的破坏、对农民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如果一个决策者对这些历史情况熟视无睹,那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这些问题将始终困扰着他们,使他们一刻也不得安宁。曹操的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青州黄巾军的改编、对屯田政策的贯彻到底,这使他在日后的中原争霸中有了雄厚的资本。而这两项决策,就是深根原则的典型例子。古代中国,是个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这种体制的弊病有多大,皇权至上的观念,却已深入每个人的灵魂之中,在被毒害的心灵尚未得到清洗之前,对皇权的否定就会导致失去民众,群起而攻之的被动、不利局面。三国韬略家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各派政治势力均在抢夺控制东汉朝廷、摆布末代皇帝的机会,只是识力有深浅,目光有长短,力量有悬殊,结果是一些综合条件好的势力抢先一步,曹操集团就是这种综合条件好的势力。董卓因浅识而丢掉这一控制权,袁绍因缓识而错过这一良机,刘备因深识而打着振兴汉室的旗帜,袁术因无识而迫不及待地取而代之…… 各种势力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了解到传统的力量,只是措施不同,后果大异。


顺向思维要求将思维之箭射向极限,这就使得谋划过程、决策关头顾及深远悠长的视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常人与韬略家的区别,也正在于谋划的深浅。 诸葛亮的《隆中对》,荀彧、郭嘉的袁曹优劣论,曹操袁绍的形势论,孙权抗曹与否中的主战论,……无一不是深谋远虑的典范。这些实践,翻开三国的历史,俯拾皆是。


深浅理论的横向坐标,也有两条思维射线;一是深交、深结,二是深藏、深密,要求韬略的标杆插向深情厚谊与深藏若虚的峰峦中。


在刘备的阵营中,君臣关系、将帅关系之融洽,是中外历史上少见的。早至刘备访诸葛亮,有如鱼得水之感;晚到白帝城托孤,有死而无憾之叹。刘备集团是三国所有争霸势力中内部团结得最紧密的一个集团,这一集团之所以由无到有,由弱至强,与深交原则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结果,实质上与刘备善于运用深浅韬 略的素养有关。刘备与庞统等率军进军益州,庞统提供了三大对策,刘备取其中策,就是基于深浅韬略。尽管刘备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却能反映他本人的决策思想,得人心之浅而行动目的之深是相矛盾的,有风险的。刘备的退出襄樊,进兵江陵过程,也反映了这一思想基调。至于董卓之用吕布,曹操之逼荀彧,孙 权之责陆逊;袁术之待孙策,刘表之遇刘备……则表现了很大的失误,当然,造成后果也是严重的。


三国韬略家吸收了古人的深密、深藏思想,保障了重大决策的胜利前提。荀彧的奇策密谋,贾诩的藏而不露,邴原的隐夺君意,周鲂的密不透风以及无数类似的史实,具体地、多方面地继承、丰富了古人的深藏思想。深藏原则的运用在三国时代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堵绝了间谍之路,赢得了变化的主动,弥补了己方的缺陷,营造了虚张的声势。以弱胜强,以小击大,以寡敌众的胜利,无一能离开深密原则的执行。


深浅韬略在实践上的运用程式是,以深击浅,以深对深,变幻深浅,深入浅出。


孙坚大败董卓、曹操入主兖州、周鲂击获彭绮、司马师扑杀李丰、魏平诸葛诞等事件,胜利的一方无不运用以深击浅的深浅韬略原则。


每当有关双方都能发挥智囊决策之时,都能正确运用深浅韬略之际,一方改变另一方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深对深。韬略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属于这一类型,这是内部双方的一种以深对深。至于外部,刘备从曹操、袁绍阵营中脱离,诸葛亮动员孙权主战,即是成功的例子。


至于深浅变幻,在高明的韬略家手中,更是运用自如。贾诩的人生经历,择主态度;荀彧、许攸的弃暗投明,改弦更张;张松、法正的易帜;曹操、司马懿的密谋……都表现了深浅形迹与手法的变幻。


而深入浅出则表现了韬略家的从容和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天下大事成于细,天下难事成于易,细与易是向着大与难的方向,浅是为了完成和实现深层的计划。曹、刘、孙三大集团的发展过程,即是深入浅出,由浅致深的过程。


三国时期,深浅韬略也充分体现在韬略家的个人素养上,其中深沉如曹操、司马懿,深思如诸葛亮、荀彧,深邃如高堂隆、谯周,深奥如程昱、贾诩、郭嘉…… 他们对于历史、典籍、现实、未来的那种深入思考和深切体察,表明深浅韬略作为行动的准则,已化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灵魂深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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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仁

2015年09月06日20时2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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