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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历史与文化-三国智谋精粹(二)
三国历史与文化-三国智谋精粹(二)
三国鼎立时期,虽只有魏、蜀、吴三国,但彼此之间,外交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而巧妙的。探讨这三极外交,对于今天还是有所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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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交:三极外交的启示

  三国鼎立时期,虽只有魏、蜀、吴三国,但彼此之间,外交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而巧妙的。探讨这三极外交,对于今天还是有所启示的。
  利害决定外交的趋向
  国与国的关系,利害关系是主要的,其他关系都是次要的。彼此有利则合,有害则分,而外交关系的趋向也决定于利害关系。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如此。
  当曹操大军南下,降刘琮,灭荆州,矛头直指向孙、刘时,孙、刘只有如下选择,一是投降,一是联合抗操,别无他途,在当时,曹操最强,孙权和刘备任何一方,凭已之力,都难抗拒,只有并力拒操,才能图存并有希望取胜。因此,当曹操南征时,孔明和鲁肃不约而同提出“刘、孙联合抗操”
  的决策,它完全符合双方的利益,故刘备和孙权都乐于接受。但在赤壁之战以后,由于刘、孙之间存在荆州问题未解决,彼此必然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荆州在东吴上游,威胁到东吴安全,孙权为踞江自保,水索还荆州不可,荆州是“用武之国”,是进攻曹魏的战略要地,刘备为北图中原,决不会将之奉还孙权。刘备和孙权的共同弱点是:着眼于各自的眼前利益,只计较荆州的得失,忽视了他们的天然的、共同的敌人——曹魏。因此,孙权和刘备都先后只能诉诸武力解决。曹操则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拉拢。
  曹、刘之间不存在和解的可能,曹操只能向孙权方面着手,他以许割江南封权为诱饵,暗使孙权袭击正在胜利进军樊城的关羽,自己则坐山观虎斗,曹操的阴谋终于得逞,曾一度促进孙、刘联盟瓦解。荆州被袭,刘备伐吴惨败后,刘、孙出于抗曹图存的共同利益,又重申旧盟。蜀、吴从联盟变成敌国,又从敌国恢复旧盟,以及东吴从反操到投操、后又抗操的事实充分说明:没有永远的盟国,也没有永远的敌国,一切都以各国的利害为转移。
  诚实型和狡诈型谁优
  有两种外交使者:一是诚实型,一是狡诈型,这两种外交型的使者,都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就当不了使者。因为外交是错综复杂的,一不小心或无知,就会上当,使国家遭受损失。说诚实型和狡诈型谁优?这很难一概而论,对于敌国,彼此斗争是你死我活,无诚实可言,只能以狡诈对狡诈,对于盟国,或与合作的国家,就要讲诚实,不然,彼此就不信任,难于合作。
  蜀吴后来的分裂,这是原因之一。
  鲁肃谨厚、诚实的性格,在他处理对外关系上有着充分的表现。促使刘、孙联盟抗曹后,在任何情况下,鲁肃都坚持这一对外政策,至死不渝。鲁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具有战略的眼光,他认为只有巩固蜀、吴联盟,东吴才能鼎足江东以图天下,而吴、蜀之间的关系有如唇齿,唇亡则齿寒。正是从这个战略观点出发,在对待孔明和解决荆州问题的态度上,他和周瑜截然相反。周瑜要害孔明,他力加保护;周瑜要用武力解决荆州问题,他坚持主张协商解决。鲁肃在世时,尽管孙、刘为争荆州矛盾重重,但因有鲁肃从中调停,烈方联盟仍能保持,这对于蜀、吴都是有利的。有人认为鲁肃和孔明打交道时,孔明才智过人,处处取胜;鲁肃老实人,实是笨仔,次次吃亏,孔明胜鲁肃多矣。表面看来,似是如此, 《三国演义》也是 这样写了。为索回荆州,鲁肃三次前往与谈判:南阳被孔明用计夺取后,周瑜在大怒之下,准备起兵与刘备、孔明一决雌雄,鲁肃坚决反对说,如若自家互相吞并,倘曹兵乘虚而来。其势危矣。”自动要求前往以理喻之,若说不通,动兵不迟。在谈判中,孔明提出:荆州原是刘表基业,应由其子刘琦占据,若刘琦不在,别有商议。鲁肃见刘琦病入膏肓,不过半年必死,便同意达成协议:若刘琦不在,荆州归还东吴。刘琦病逝,鲁肃以吊丧为名前往索取荆州,孔明又赖账,说暂借荆州为本,待取得西川后,才交还荆州。鲁肃为顾全大局,只得听从。他回见周瑜,周瑜一针见血地指出:“名为借地,实是混赖。”鲁肃却认为:“恐刘备不负我。”以己之心忖人之心,活画一老实人!周瑜比他看得清楚,说:“刘备枭雄之辈,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也。”果然,取得西川以后,刘备、孔明又混赖了这时鲁肃己去世,不能对孙权施加影响,孙权终于用武力夺取荆州,蜀、吴联盟终告决裂。夺取荆州,全据长江,伺机以图天下,是鲁肃为孙权制定的国策,但为巩固蜀、吴联盟,他主张争取用和平手段解决荆州问题,故一再让步。而孔明却使乖弄巧,一再混赖。乍看,鲁肃似有点愚鲁,其实是大智若愚,而孔明虽乖巧,却是狡诈。孔明这样做是不能取信于盟国的,不仅使双方矛盾得不到解决,且日益加深,结果是“关羽毁败,秭归蹉跌”,实非明智之举。在处理盟国之间的关系上,是狡诈还是诚实可取?显然是后者,故鲁肃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使者形象显得更高大!从总的说,孔明跟鲁肃一样,是蜀吴同盟的倡导者和坚持者,其外交成就是辉煌的。正当刘备处于危急之秋,他请命赴吴,以一介之使,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孙权,以其超人的智慧和纵横捭阖的手腕折服吴人,共同联盟,打败曹操,正因此,导致刘备取荆益两州,称帝西蜀。吴、蜀同盟被破坏后,孔明派邓芝赴吴。陈说利害,蜀、吴又重申旧盟。
  这是蜀吴能与曹魏鼎立达近半个世纪的主要原因。
  两种态度 两种效果
  《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些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两种不同的便者形象。
  做为一个使者,切忌自卑和骄傲,自卑则被人看不起,骄傲则引起人反感。
  只有不卑不亢才是使者应具有的正确的态度。这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的两种不同的使者形象,《三国演义》都有生动的对比描述。趁刘备逝世之机,魏主曹丕兴兵五路伐蜀,其中有一路是东吴之兵。东吴观望,迟不发兵。孔明设计退四路兵后,派邓芝往结东吴,反敌为友,共同伐魏。孙权知邓芝来,与群臣商议,张昭认为是孔明退兵之计,遣邓芝为说客,建议休等此人下说词,设油鼎以待,责以郦食其说齐故事,看其人如何对答。权从其言,遂立油鼎,令武士侍立左右,各持钢刀、大斧、长戟、短剑,直列到殿,乃召邓芝入见。邓芝整衣昂然而入,目睹鼎镬内热油正沸,两行武士杀气腾腾,全无惊色。近臣引到帘前,邓芝长揖不拜。权强令下拜,甚至要他入油鼎以相吓,邓芝终不屈膝,当面严斥孙权:“吾乃蜀中一儒生,特为吴国利害而来。
  乃设兵陈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权闻言惶愧,即叱退武士,请邓芝上殿,赐坐交谈。邓芝乃为乞陈说绝魏联蜀的好处,孙权才决心与蜀联和,并派张温随邓芝入蜀通好。张温到蜀,孔明设宴相待,张温自以为得志,言谈之间,态度傲慢。次日,后主设宴相送。席间,秦澎乘醉入座,张温怪之,看不起秦宓,为显示已才,陆续以“天有头乎?”“天有目乎?”
  “天有足乎?”“天有耳乎?”“无有姓乎?“等怪题相难,秦宓不加思索, 答问如流,且有根有据,满座皆惊。当秦宓以天理反问时,张温无言可对,羞愧难当,但也得到教益,乃避席谢说:“不意蜀中多出俊杰,恰闻讲论,使仆顿开茅塞。”又如赵咨和邢贞,也是这样两个不同类型的使者。刘备伐吴,孙权求和不许,赵咨自请前往说魏主曹丕,使袭汉中,夹击蜀兵。孙权大喜,即写表称臣,命赵咨为使。君主称臣,咨又奉命求救于人,处理不当,易失国体。但赵咨却能折服魏主,倍受敬重。他会见曹丕时,丕问他:“吴侯何主?”咨自夸其君说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在释其意时对“略”
  字解得很妙:“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权谋之说也,就把孙权称臣之耻轻轻地掩盖过去了。丕接着问:“肤欲伐吴,可乎?”咨不示弱地答说:
  “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御兵之策。”丕又问:“吴畏魏乎?”咨毅然答 说:“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畏之有?”丕叹说:“‘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当之矣。”丕虽接纳孙权臣属,却没有发兵,坐山观虎斗;只封权为吴王,加九锡,派邢贞同赵咨捧执册锡。邢贞到吴,孙权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贞自持上国天使,妄自尊大,入门不下车,被张昭厉声严斥:“礼无不敬,法无不肃;而君尊大,岂江南无方寸之刃耶?”邢贞慌忙下车,与孙权相见。以上的故事,把邓芝、赵咨的不卑不亢和张温、邢贞的妄自尊大,刻画得很形象。而邓芝、赵咨不卑不亢,不辱君命,令人敬佩;张温、邢贞傲慢碰壁,狼狈不堪! 

五、法律:法治最佳之法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贵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受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一个执法如山的人,畏之是必然,爱之则少见;执法峻急的人,恨之者多,无怨者罕见,而严于执法的诸葛亮,却能使人畏而爱之,受刑而无怨,陈寿说是因“其用心平而劝戒明”。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他不因情废法,执法不忘情之故。
  不因情废法
  诸葛亮不因情废法,斩马谡是个典型例子,马谡是他义弟或系戚马良之弟,一开始两人关系便异于常人。诸葛亮南征途中,马谡奉天子命来劳军,因诸葛亮服其才,马谡虽是后辈,他还是虚心请教:“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
  但    班师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亮 纳其策,七擒七纵孟获以服其心,故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叛,使蜀汉从此无后顾之忧,对安定后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谡确是有智计,诸葛亮对他“深加器异”不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刘备对马谡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在临死前特别对诸葛亮谈及马谡,他问诸葛亮:“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
  诸葛亮说:“此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临危前特别向托孤大臣诸葛亮叮嘱这些话,说明刘备把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诸葛亮非常重视马谡,必将大用之,大用必将误大事。刘备看出“马谡言过其实”,认为“不可大用”,而诸葛亮日与马谡共事而未发现他这个严重的缺点,却非常重视他,这是什么原因?这和诸葛亮与刘备的经历以及其两人对马谡的情感深浅有关。刘备一生血战沙场,其才智都是在实战中得到的,他听到马谡死啃兵书的空谈,与实战不符,就发现其“言过其实”。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参与决策和主管内政,实战经验还不太丰富,放一时难看出马谡夸夸其谈。在情感方面,刘备与马谡关系浅,对其考察不被情所制约;诸葛亮与马谡则“情如父子”。
  且服其才,对其期望和倚重也就大,在当时可以说他是把马谡当作其继承人来培养的。情感好像白内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貌,他委马谡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为奇了。马谡与司马懿战于街亭,因其缺乏实战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兵书,舍水上山,王平苦谏不听,终被司马懿所破,大败而逃;亮进无所据,被迫布置撤军,讵料司马懿大军突然拥至,如不用“空城计”几乎被擒。这时,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迟了。这 次出祁山,蜀军先声夺人,旗开得胜,连取三郡,很有战胜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汉中外,别无出路。街亭之失,诸葛亮错在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而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此,不处理马谡则无以服人,难于治军,这对于诸葛亮是个很伤感情的事。对诸葛亮斩马谡,蒋琬反对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诸葛亮也不宽恕自己,他上表请自贬三等说:“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
  臣明不知人,虑事多暗,春秋责备,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执法不忘情
  诸葛亮对于犯罪的人,能治之以法,动之以情,即执法不忘情,使被判罪的人心服而无怨。
  李严 (后改名李平)是刘璋旧部,刘备入蜀时归降,后因平叛乱有功, 被授尚书令之职,刘备临危遗诏托诸葛亮与李严辅后 主。为团结对敌,诸 葛亮很尊重他,但李严为人图谋私利,喜要两面手法,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出军祁山,李严负责督运粮事,因运粮不济,怕诸葛亮见罪,便慌报军情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要诸葛亮回师。为了遮饰已过,又妄奏后主说:“臣已办备军粮,行将运赴丞相军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诸葛亮回成都后查知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斩之,因念他也是托孤大厦,乃上表废为庶人。历史上,凡托孤大臣之间发生内讧,势败者往往被夷三族,而诸葛亮却仍让李严过着富裕的生活,留其子丰在丞相府任中郎参军,并谆谆教诲。他在处分李严后致丰教说:“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获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获,勤追前阙。令员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获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对一个犯严重错误的人,犹如此多情,要其子加以宽慰,使其改过自新;对其子则力加勉励,使其奋发向上,其意诚,其情切,李严父子能不感恩戴德。又如廖立,为人高傲,自谓才智宜为诸葛亮之贰,而竟位在李严等人之下,故很不满,于是常发牢骚,口出怨谤,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诸葛亮认为“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便废廖立为民。但廖立甚敬佩诸葛亮其人,对已受到处分并无怨言。他闻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垂泣说:“吾终为左衽矣!”李严闻此噩耗,纵声大哭,因激动过度,病发而死。盖李严、廖立都相信诸葛亮能复收己,使能以补前过,度诸葛亮死后,后人不能用之故也。严于执法的人,使受处分者毫无怨恨是很难的,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严伤心致死,这不仅是没有怨恨,而是对诸葛亮非常爱戴了。
  治国不能不讲法,诸葛亮治乱国用重刑,纠正了刘璋治蜀时的混乱状态,使“军民安靖”。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法严而民无怨,民畏而爱之。我们知道法治的主旨是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纪,保证国泰民安,在这方面,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伟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面所述,是因诸葛亮能正确处理情与法的关系,做到寓情于法,使情法交融,这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最高超的艺术,是实行法治最佳之法。 
 

六、人事:人才学的珍贵遗产

  三国人才之众,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纵横捭阖,权谋干略,出类拔萃,堪称当世英雄。孔明、荀或、鲁肃以其超人的智慧,描绘三国宏图,促使三分鼎足,不愧称三国时代杰出的三大战略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则有周瑜、陆逊、郭嘉、程昱、司马懿、庞统、徐庶等辈;勇而有谋,武功显赫,则有关羽、张飞、黄忠、赵云、张辽、徐晃、徐盛、朱桓之流;两才相当,棋逢放手,则有姜维、邓艾和羊祜、陆抗之徒。勇冠三军,骁锐莫当,蜀有马超、魏延,魏有许褚、典韦,吴有甘宁、太史慈。不辱君命,邓芝、赵咨可谓善于外交。文采风流,蔡邕、王粲、祢衡,曹植、杨修亦一时之绝。三国人才济济,不胜枚举。读 《三国演义》宛 如入中国古代人才展览总馆,历代各种人才,在此莫不具备。不禁令人惊叹:
  三国何其多才!
  人才济济主要是君主善用人
  三国人才如此众多,而一些朝代却廖廖无几,是否“造物者”偏爱于三国?其实,“天涯何处无芳草”。西晋文学家左思《咏史》诗中则指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意即哪个朝代没有奇才,只不过是被埋没罢了。
  为何被埋没?或因无机遇,或因君主不会用才。人才之涌现,多在乱世或盛世,在腐败的朝代人才是难于发挥作用的。盛世之所以多才,是因盛世不是上帝安排,而是靠人去改天换地,没有众多治世之才是难于出现盛世的。乱世,是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变的时期,旧的统治者已不能再统治下去了,它统治的基础——皇亲国戚、各级官吏等已腐朽不堪,这些人大多是碌碌庸人,无所作为,他们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也无本事独树一帜,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的命运。这时草泽英雄纷纷崛起,逐鹿中原。要图天下,必须有人才,故独霸一方革主大多能礼贤下士,千方百计搜罗人才,所以说这正是用才之秋,也是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良机。三国历史正好证明乱世出英雄这个真理。如非乱世,织草履出身的刘备何能称帝西蜀?如非乱世,宦官之孙曹操何以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若非乱世,一县吏之孙孙权何以威镇江东?
  虽说乱世出英雄,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7次分裂时代,为何人才以三国最多,最引人注目?这是因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都善于用人。他们在其割据的地区竭力发掘人才,可说是搜罗将尽,被埋没的不多。因此,涌现众多人才的时代,一是机遇,二是君主要善于用人,二者缺一不可。而三国人才最引人注目.与《三国演义》作者生花妙笔的描述也有关系。
  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
  三国用人艺术,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珍贵遗产。认真进行研究,对于用人是大有裨益的。研究三国用人艺术,要从正确评价人才入手,因为能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而要正确评价人才,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刘备用孔明,可说是善于知人、用人,孔明确是当世奇才个了不起的英雄。可是,因孔明未能实现其北伐宏图,人们颇多异议。有的说他六出祁山,所得只不过三郡,劳而无功,说明他非大才:有的说蜀国人才短缺,致使“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见他不善于用人。孔明是蜀国的关键人物,他辅佐刘备开始是谋主后当丞相,刘备逝世后他是实际的执政者,蜀国强弱跟孔明当然大有关系。但不能以成败来衡量孔明,把他的优点说成缺点,从而否定这个杰出的战略家。在用人方面,孔明不拘一格,能因才任用,故陈寿说,“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许靖是大名士,但没有多大实际能力,刘备入川后原不想用他,孔明因许靖海内知名,用他可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才,故力劝刘备任用,刘备乃拜年已70的许靖为司徒。魏延、杨仪两人很有才能,因魏延“性矜高”,杨仪“性狷狭”,两人都不能团结人,他虽依靠这一武一文为军中左右手,却没有任为继承人。他每次出征,治理蜀中事务都委托德才兼备的蒋琬、费祎、董允等人。孔明逝世后,蒋琬、费祎先后管理蜀政,使敌人不敢窥视西蜀,边境无虞达29年。至于孔明未能取胜,这主要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原因。当时魏国兵力、人力都比局国多3倍以上,经济力量也比蜀国雄厚得多,其统帅又都足智多谋。战争是人力,物力、智力的较量,而魏、蜀两国人力、物力如此悬殊,智力又不相上下,蜀国是不存在取胜的客观形势的。但是孔明以5万兵力能采取攻势,使魏国驻守秦川前线的20多万大军只能坚守,其主将司马懿不得不忍耻接受巾帼妇人之衣,如果孔明没有超人的军事才略,何以臻此!因此,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正确认识孔明这个奇才的。其次,要正确评价人才,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对于人才的评价,不能仅从其人道德品质方面去考察,而更重要是要看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曹操是一个十分残忍又具有雄才大略的奸雄,既有过也有功,对社会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他在用人方面也有其过人之处。他不念旧恶,唯才是举,因而过去的仇人与敌营的人,都奔集于他麾下,为他献智效劳,终于统一北方。如果曹操老是计较个人恩怨,用人吹毛求疵,则不能圆结更多的人为己用,也许他将变成孤家寡人,一事无成。有人因曹操秉性奸诈,连他的雄才大略也一概斥之为邪恶,那是片面的。再次,要正确评价人才,要对具体人做具体分析,决不能用一个框框来衡量天下之才。世上没有万才具备的人,有人精干此而粗于彼,孙权未见出奇谋,但能任贤举能,集“众智”、“众力”于一身,故成一代明主。周瑜虽不冲锋陷阵,但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誉为英明的统帅。马谡任主将不行,却是个有智计的谋士。马超不善谋略,却是骁锐莫当的勇将。故用人要量才录用,不要强用其所不能。
  用人攸关国家兴亡
能否用人,对国家之兴亡至为重要。三国之兴,与曹操、刘备、孙权善于用人大有关系。刘备”三顾草庐”,孔朗感其知遇之恩,做出隆中决策,为之效忠竭智,才能由弱变强,称帝西蜀;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听从鲁肃的“榻上策”,故能鼎足江东;曹操虚心求教于荀或,遵其“深根固本以济天下”、“坚守官渡待变”之策,方能称雄北方。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为何只存下三国,而其他人都被消灭了,不善于用人是个重要的原因。袁绍雄踞四洲,兵多粮足,谋士如云。官渡之战,他的兵力比曹操强得多,胜利本应属于他,因他既不听田丰、沮授之谏,又不从许攸之策,疑其所不当疑,决其所不当决,于是贻误军机,被动挨打,以失败告终。
  刘表居用武之国,拥九洲之众,因其“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又无宏图大志,满足于现状,只能是他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荆州被分解是必然之理。吕布被称为无故将军,效忠于他的陈宫,为他尽智献谋,他当耳边风,对面谀而通敌图他的陈珪父子,却言计听从。在被曹操围困的危急关头,他不依靠张辽等猛将以摆脱险境,而是想凭他的方天画戟和赤兔马以保妻子安全,结果还不是被曹操所擒,脑袋搬了家。后来三国之亡,也是因用不得其人之故。刘禅宠信黄皓、曹魏重用曹爽、孙皓任用岑昏等一小撮佞臣,都加速了蜀、魏、吴的灭亡。
  善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政策
  纵观三国历史,凡善于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的政策。曹操的“唯才是举”实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如荀彧、郭嘉、贾诩原是曹操敌人的谋士,张辽、徐晃是亡虏,于禁、乐进是行伍出身,都被曹操所搜罗,加以提拔重用,才得显姓扬名。孙权用人也如此。他不仅重用吴郡人顾雍等,对于避乱江东的广陵人张纮、琅邪阳都人诸葛瑾等,也都重任。刘备取蜀后,除以随之入蜀的荆州人士为骨干外,对于原有益州、东州人士,即便是刘璋的亲疏,都量才录用。孔明在团结这三州人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把三州人士团结在刘备的周围,拧成一股力量,对巩固蜀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
  用人不计恩仇,是曹操、刘备、孙权的共同点。东汉末年,群雄对立,或友或敌,很难固定,人与人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如果以恩仇做为用人的界线,决不能团结更多的人,也对事业不利。因此,曹、刘、孙用人,对事业有利的,虽仇也用。张绣曾杀曹操长子、侄儿、爱将,后他再降,操也纳之。刘巴为刘备宿怨,他取蜀时为团结益州人士,也不计较其既往而用之。甘宁曾结怨于孙权,后他来降,权不咎其过去,甘宁因此拼力很效,屡立奇勋,成为东吴猛将。
  用人唯亲的恶果
  用人唯亲的恶果,在《三国演义》中也有深刻的揭露。所谓“亲”无非有二,一是认为是“心腹”,二是亲属。用人而限于此,人才必然是有限的。所谓“心腹”,大多是佞巨,这些人只看其主子限色办事,为达到个人私利,往往瞒上欺下,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享有余,东汉末朝桓、灵二帝,宠信宦官,造成天下大乱,就是典型的例子。因裙带关系而成为权贵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常见的事。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是碌碌无能的庸才,一旦掌握朝政,必然把它弄得一塌糊涂。何进原是屠尸,因妹妹贵为皇后面被封为大将军,正是在这个双料草包的手里,使汉朝名存实亡。用人唯亲即使是曹操、刘备也在所不免,如曹操用夏候渊丢了汉中,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这对于曹操、刘备虽是个别的事件,但也足见完全摆脱用人唯亲也殊不易。
  树立朋党之害
  树立朋党之害给人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凡立一朋党,必有另一朋党与之对立。朋党之争,或一败,或两败俱伤,对国家、对事业都有害无益。当然用人必须依靠骨干,不过这与树立朋党是两码事。因依靠骨干是为更好团结大多数,而树立朋党是为捧一派打击一派,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对其党徒也大加重用,于是自成一朋党。拥长子袁谭派也就成立一朋党与之对抗。
  因朋党对立,内部力量大为削弱,终被曹操所灭。刘表因爱妻而让妻党掌握军权,妻党必然拥护其妻所生的幼子刘琮,一朋党于是产生。长子刘琦不甘心失去其法定继承权,求助于刘备,这又立了一朋党。曹操南征,继位的刘琼不与其兄刘畸协力抗曹,而是为保位投降了曹操,结果不仅丢了荆州,连命也保不了。
  知人、荐贤是用人先决条件
  知人、荐贤是用人的先决条件。知人才能用人得当,荐贤才能广招人才。
  《三国演义》有不少知人美谈和用人轶事,如曹操、刘备、孔明、孙权等都 能知人,故能用人;魏、蜀、吴贤士都能辗转相荐,这是三国人才济济的原因之一。他们的知人、荐人的经验,值得用人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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孱陵侯

2011年10月10日13时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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