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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历史与文化-三国智谋精粹(四)
三国历史与文化-三国智谋精粹(四)
封建末朝,大都是小人弄权,贤臣遭殃,其亡之因,多源于此。蜀国如此,吴国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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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破家亡:孙皓罢名将陆抗

  封建末朝,大都是小人弄权,贤臣遭殃,其亡之因,多源于此。蜀国如此,吴国亦然。无独有偶,刘禅宠信宦官黄皓,孙皓宠信中常侍岑昏。刘禅、孙皓两人性格虽各异,但其用人之道则相同,刘禅昏庸,故被黄皓摆布,孙皓“才识明断”,但为人凶暴,残杀忠良,致使众叛亲离,他所能依靠的只有岑昏等一小撮佞臣而已。而这些人不学无术,好事不做,坏事做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且孙皓暴虐远超刘禅,岑昏之恶甚于黄皓,在暴君、佞臣朋比为奸之下,朝政比蜀国还糟,吴民比蜀民更苦,国弱民穷已到了极点。
  蜀国亡后,吴国内政如此腐败,其被消灭之日已屈指可数。
  残暴愚昧失江山
  在历史上,有的封建统治者,能善始善终,被赞为明主!有的则不然,善始而恶终,成为暴君。孙皓正是后一类的暴君。据 《三国志》裴松之注《江 表传》记载:“皓初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凛,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翁然称为明主。”可是,在他的统治地位巩固后,志得意满,专横日甚,有谏已的动辄杀戮。孙皓是靠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二人扶上帝位的,后濮、布见皓所为,十分后悔,并向他力谏,孙皓大怒,斩二人,灭其三族。丞相万或、将军留平、大司农楼玄三人见皓无道,直言苦谏,皆被斩杀。由是群臣缄口,不敢再谏。前后10余年,杀忠臣40余人。皓酷溺淫色,后宫数千,仍采择无己。宫人有不合意的,或剥面,或凿目,残忍之极。他出入常带铁骑5万,臣民恐怖,莫敢奈何。
  孙皓为人好大喜功,尚穷兵默武。他拟伐魏以一统天下,便召术士广尚问吉凶,尚对说:”陛下篮得吉兆: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他把术士的话当真,便决意伐魏,可见孙皓其人既暴且愚。中丞华核劝他“先修德以安民”,被他驱逐。于是,皓令镇东将军陆抗部兵屯江口,以图襄阳。陆抗是吴国名将,镇守襄阳的魏国名将羊祜知他足智多谋,坚守不出。陆抗也因羊祜善用兵,不敢轻动。故二人彼此修好,以保边境安宁。孙皓命陆抗急速进兵,陆抗上疏备言晋未可伐之状,劝他修德慎罚,以安内为念,不当以黩武为事。孙皓以抗违己命大怒,降为司马,令左将军孙翼代领其军。孙翼是无才之人,当非晋军敌手。未修内政而欲攘外,未有不败的,故东吴有识之士早料到”东吴锦绣江山,不久属于他人矣!”
  失去人心天堑变通途
  长江自古称天堑。而它之所以成为天堑,是因为人民在后做靠山;若无人民协力,它只不过是条“小溪”,一跨便过。孙权雄踞江东时,国富兵强上下齐心,军民协力,曹魏视长江为畏途。曹操与孙权在孺须对阵,见吴军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长叹:“生子当如孙仲谋!”知不能胜,乃撤军,魏主曹丕领兵到广陵,隔江遥望,见吴军兵强马壮,叹说:”魏虽有武士千群,无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图也。”曹操父子如此惊怕东吴,因有前事为鉴。曹魏犯吴界,大多以失败告终。而东吴不可犯,是因人心归附,故能组成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迄孙皓继位,残杀贤臣,掠夺百姓,人心已离散,恨不”吾与汝偕亡,”长江之险,无人为之守,已失去其天堑作用,吴国臣民,对“助纣为恶”的岑昏恨之入骨,北兵临近,近臣认为“今日之祸,皆岑昏之罪。”不等孙皓首肯,数百人一齐拥入宫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
  由于人民厌弃吴主,故晋将杜预率兵南征,虽有横江之锁、沉水之锥为阻,也一跨而过。江南军民不战而降,剩下孙皓这个孤家寡人,只好效刘禅之样,舆梓自缚,向晋军投降。 

二、风格

  形成一国执政者的用人特点,这与其人个性、爱好、道德观念及其处境和所处的时代都有关系。孔明是荆州名士,以才名和德行见称于时,其用人也就具有个人的个性:他选拔人才始终坚持一个准则,即德才兼备。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难得士族的支持。因士人秉承儒学以忠孝相标榜,故多不愿投靠曹操。曹操为了搜罗人才帮他打天下,不管有否德行,只要有才就要,形成了他“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孙权是个慎重、果断的人,他选拔人才是经过认真考核、反复考虑的,当他确定了,便充分信任,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准则,虽为他们带来了许多英才,但却不是尽善尽美,在长处中亦见其短,否则蜀中怎会无大将,曹魏奸逆萌生,而东吴无能臣呢?究竟用人的上上策为何,从三国用人风格的比较中,我们或可悟出一些道理来。 

1 .德才兼备:孔明的用人特点

  刘备死后,孔明执政时,他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养和大力提拔。他选拔人才不仅重视才干,也极重视德行,如他在《前出师表》里推荐费祎、董允时,特别强调他们为人“良实,志虑忠纯”,并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古人所谓“贤臣”一般是指德行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
  孔明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抬,是以聘求贤士。”(见《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举措第七》)故孔明把择贤做为其重要职责,把德才兼备做为其选拔人才的准则.他培养和提拔的后继者姜维、费讳、董允和姜维都是德才兼备之士,为时人所淮重,当时蜀人把他们四人并列,称为‘四相”,赞为“四英”(《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除了姜维外.
  《三国演义》对蒋琬、费祎、董允仅简略提及,《三国志·蜀书》有关他们 的传记则写得较详。他们都是蜀国后期的实际执。政者,了解他们的为人及其对蜀国的贡献,始能理解孔明用人的特点。
  有才无德不能结人心
  孔明用姜维做为继承人,而不用时人认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三国演义》说魏延脑后有反骨,而史实并非如此。魏延是蜀汉一员猛将,其武艺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将”之下,刘备在世时对他是很重视的,如他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后,需大将镇守,众论以为必用张飞,张飞也认为非已莫“属。岂料刘备却破格选用魏延,把他从牙门将军提升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时倚他为军中支柱,由于他屡立战功,提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时人都认为他是孔明的当然后继者。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孔明早就选定蒋瑰为他的后继者了。他在给后主的密信中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瑰。”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孔明选拔后继者,是根据其德才而定的。魏延虽有才干又勇猛过人,但“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因此,不能团结人。如他与杨仪是孔明军中的左右手,却闹得水火不相容,甚至与杨仪争论时,“举刃拟仪”,使“仪泣涕横集”。显然不能团结人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国治理好的。孔明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没有托之以重任,这说明他是善于用人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孔明不把后享托付与魏延是正确的。孔明一死,魏延就不顾大局,为个人私怨和权力,与杨仪火并,结果被其部属马岱所杀 (《三 国志·蜀书魏延传》)。
  蒋琬以德服人
  孔明把后事付给蒋琬是对的。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长。刘备因事到广都,误以为他不理事,当时又恰逢他酪酊大醉,心里很火,准备加罪把他杀掉。孔明对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听信孔明,便不加死罪,仅把他撤职。后来,由于孔明的推荐和提拔,由尚书郎至参军,后又升为长吏兼抚军将军。孔明率军出征,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以相供给,对支持孔明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孔明很赞赏他,认为“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孔明病逝,后主遵其所嘱,任蒋 琬为尚书令,主持国政。当时,蜀国新丧元帅,远近危悚,可是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日理万机,镇静如常,因此,深得众望。蒋琬为人度量宽宏,肯纳忠言,秉公办事,不计恩怨。蒋琬跟东曹掾杨戏谈话,杨戏常不回答。
  有人对蒋琬说杨戏对上太傲慢了,蒋琬反表扬杨戏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戕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如督农杨敏曾对人毁谤蒋琬说“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有人将此告诉蒋琬,主者主张“推治”杨敏,蒋琬不同意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问其“愦愦之状”,蒋琬说,“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杨敏因事 下狱,人们都担心他被处死,可是蒋琬秉公处理,杨敏得免重罪。由于蒋瑰为人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度量宽宏,故深得众望。在他执政期间,做到人和国安,没有辜负孔明的重任 (《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
  费祎、董允和姜维也对蜀国做出杰出的贡献。费伟是个很存才干的人,他奉使东吴,吴人“论难锋至”,而费伟“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赞他是“天下淑德”。他后代蒋瑰为尚书令,日理万机,应付自如;处理军务,指挥若定,使边境无虞。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董允任侍中守尚书令,他为人“秉心公亮”,守正下士。后主溺于酒色,要采择民女以充后宫,他据理直争,坚决反对,后主无可奈何。得到后主宠爱的宦人黄皓也很怕他,终允之世,黄皓不敢为非作恶。他不图名利,蒋瑰认为他辅佐后主有功,上疏建议“宜赐爵士”,他固辞不受(《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孔明对姜维甚为赏识,认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蒋琬、费伟相继逝世后,由姜维负起保卫蜀国的重任,他继承孔明的遗志,坚持北伐,互有胜负。由于后主昏庸。对姜维派重兵守卫阴平等地的建议置之不理,使邓艾得以偷渡阴平,直捣成都,蜀汉终于灭亡。
  蜀之亡,不能归咎于姜维,除了形势所趋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之一。司马昭说:“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
  孔明逝肚后,蜀国军国大政先后由蒋琬、费祎、姜维主管,时间长达29年,比之刘备、孔明两人治蜀时间还多9年。在蜀魏对峙中,蜀弱魏强,对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观上不存在蜀胜的形势。孔明曾竭尽全力,也劳而无功,单靠姜维等的主观努力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而蒋瑰、费祎、姜维等竟能保卫蜀国达29年之久,如他们没有非凡的才能和无限的忠心,何能如此!这不仅说明孔明善于”任贤举能”,也证明了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选拔人才的准则是完全正确的。
  重操守,以身作则
  孔明重用之人,皆德才兼备,这与他个人风格有关。孔明本人就是个德隆才高的大贤人,他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为刘备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他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具有如此崇高风格,是由于他公而忘私,不谋私利,他病危时自表后主说:”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孔明病逝后,经人了解,确如其所言。在孔明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其僚属大都清廉自持。如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姜维也是“宅舍弊薄,资财无饰,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2.唯才是举:曹操的用人特点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发布《求贤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发表《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张对于有缺点的人,不能废弃不用,不管是卑贱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推荐,《三国演义》没有提及这些《求贤令》,它通过对曹操用人事迹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反映得很具体。
  各路人马前来效命
  由于曹操采取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国人才甚众,谋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阶、贾翊: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张合、徐晃五名将及许褚、典韦等猛将。这些谋臣、武将有不少是三国时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谋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谈的杰出战略家苟或外,郭嘉也是个很了不起的谋士。他为曹操多出奇计,而每计必中。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遗计定辽东”里,特别谈及他的超人智计。袁熙:袁尚被曹操打败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夏侯谆等将主----------------------- Page 37-----------------------
  张乘胜追击,曹操笑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皆不肯信。数日后,忽报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脱,”不出奉孝所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
  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心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这便是郭嘉的”急之贝“合,缓之则离”的定辽东策略。“典韦寨门死拒敌”(第十七回),“许褚裸衣战马超”(第五十九回),”张辽威震逍遥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动地描述了典韦、许褚、张辽、徐晃等猛将 的英勇事迹。这些猛将,有的原是俘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赏识而被捉拔为大将。上述的谋士、广将来自“五湖四海”
  聚集于曹保身边,为他出谋献策、效命沙场,故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
  虽不得关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视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关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已为曹操所赏识,故能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以促其归降。尔后,封官爵,赠美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尽其笼络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关羽便以斩颜良、文丑以报之。关羽之去,曹操遵约“开绿灯”,并亲往赠袍送别。如非曹操放行,关羽纵有天大本事,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爱才,他不得关羽其人已得其心,故关羽在华容道甘犯军令状,义释了曹操。关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脱华容道的,他早已成为刀下鬼了。
  不念旧恶,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骂过自己的人,他也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陈琳曾为袁绍写讨曹操檄。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骂个透,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获陈琳,他不加责备,仅问道:“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意思说为袁绍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降将张绣叛变,夜袭操寨,如无典韦以死拒敌,操将无法逃脱。这次战役,操折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史称”清水之难”。曹操对此痛恨不已,终生难忘。后张绣又降,操因用人之际而宽恕之。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他能以事业为重。因要图天下,就要搜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只要对事业有利,尽力化敌为友。不仅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敌人之臣而对他有所疑虑,因其敢于直谏,切中己弊,对他十分敬畏。诤臣遇明主,传为千秋佳语。雍齿曾助项羽,几置刘邦于绝地,而刘邦统一天下后,为显示其宽宏大量,先封雍齿为侯以安众心。武则天读骆宾王的 《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并不因其极力贬己 而恼怒,反而怜其才说:”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但唐太宗对魏征,刘邦对于雍齿,不如曹操对于张绣的怨深;武则天愤骆宾王之才,而不能使之为己用,而曹操则能用陈琳。故说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不论出身,全凭本事
  曹操因重视人才,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对封建社会人事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改革。东汉未年,封建统治者取士大都以门第、品行作为首要条件,士人分品作官,已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由于外戚、宦官两大帮派争权夺利,取士只讲派别而不问贤愚,那个帮派掌权,就都用那个帮派的人,一律排斥另一个帮派的人。
  当然对自己帮派的人仍分品做官。曹操实行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于什么门第,或有否品行,只要有本事建功勋就有官做。这就为下层士人及广大平民广开仕进之路,但是,曹操用人不讲门第,并不是不重视“衣冠望族”(指世代做官的),不拘品行,并不是不重仁孝。曹操终归是个封建统治者,他的思想意识必然受到时代的制约,虽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也竭力争取“衣冠望族”的支持。如司马懿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诈装患风瘫病,拒绝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诱之下,他怕被杀头,只好出来任职。又如张邈叛变时,劫毕湛(是时为操别驾)母弟妻子。操对毕湛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湛表示无二心,攥为之感动得流泪。可是,毕湛一转身,便溜了。后毕湛被生擒,人们都认为他必死,谁知操不仅不杀他,反任他为鲁相,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因此,对曹操的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应作如此理解:不管贵贱,不论品行好坏,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荐。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点。不过,这种用人方针仅在曹魏初期施行,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北方士族己都归附,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士族势力,迄曹丕继位,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规定士人等第,微贱的人被排挤不能入品,也就是说微贱的人是没有资格被推荐做官的。这已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又走”唯品是举”的老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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孱陵侯

2011年10月10日13时4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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